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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作为中国古代韵文四大体裁(诗、词、曲、赋)之一，享有崇高的文学地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与诗、词、曲批评史的较为深入相比，赋学批评史则显得非常落后。冷卫国教授《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的出版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快事。本书以系统完备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对汉魏六朝的赋学批评进行了客观而系统的研究，是国内外第一部赋学批评断代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从赋学批评发展的客观历史出发，作者把汉魏六朝赋学批评划分为西汉、东汉、建安、正始、西晋、东晋、元嘉、永明、梁陈、北朝十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赋学批评不分巨细一一进行了论述，并注意考察各个阶段赋学批评之间的因革复变，使全书形成一个内容充实而又一气贯通的有机整体。笔者以为，本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文献资料使用的完备和精审。
任何一部高水平学术著作的完成，都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系统完备的文献资料。具体到文学批评史的撰写，更需要拿材料说话，没有文献资料作为依据的文学批评史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衡量一部学术著作水平的高低，首先应该考察该著作文献资料是否完备。搜集到了完备的文献资料，在使用时还要对这些资料进行充分的辨伪工作，确保该资料真实可信。建立在这样的文献基础上的学术著作才是可靠的，才是令人信服的，其学术价值也能因此得以体现。本书的过人之处首先就体现在文献资料使用的完备和精审上。在本书 出版以前，国内外没有出版任何一部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的断代史，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关这一时期的赋学批评资料非常之少，而且分布很零散。因此，要想全面考察汉魏六朝赋学批评，首先必须解决文献资料问题。作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明确指出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个相对集中的来源:史传、文学批评的专论或专书、子书、类书、笔记、书信、赋序、赋作正文、诏书、奏议、诗歌、批注、碑文、字书、佛教典籍。经过作者的一番钩沉索隐工作后，大量的赋学批评资料得以汇集，这些资料为作者对汉魏六朝赋学批评史的描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翻开《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我们会发现，作者所有的立论都是有充分的文献材料作为依据，不是毫无根据的泛泛而论。
引完材料后，作者并没有立即展开对司马相如辞赋观的论述，而是针对这段材料的可信性进行进行了一番考证。因为有人怀疑这段话并非出自司马相如之口，而这种怀疑是有依据的。《西京杂记》本来就是一本伪书，虽题曰西汉刘欲所撰，实则为东晋葛洪的伪托。既然是伪作，其真实性必然大打折扣。假设司马相如根本没有说过这话，那么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对司马相如辞赋观的论述就显得很可笑。但是伪书中往往含有真史料，只要此书在编写时对古代史料有如实的征引，那么这些被征引的史料是可以作为研究的依据的。于是，作者说:我们认为，在没有获得否定性的证据之前，还是将这段话归之于司马相如为妥。对此，龚克昌先生进行了精详的阐述。并且作者还在注释中引用了余嘉锡先生关于《西京杂记》的论述，余先生认为盖其书题为葛洪者本不伪，而洪之依托刘欲则为伪耳，往往采自古书，初非全无所本者，其记事多有所本，不皆杜撰也。这些话均引自余嘉锡的经典著作《四库提要辩证》一书，我们都知道，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四库提要辩证》是其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权威著作之一。因此，余先生的观点是很能说明《西京杂记》作为文史研究资料的可靠性的。而作者在征引余嘉锡的观点后，仍然很谨慎地说:因此，司马相如的话未必为伪。由此可见，作者在使用文献材料上是本着审慎态度的。
在对文献材料的真实性进行了考证工作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对文献资料做出阐释。书中对司马相如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作了这样的分析:所谓‘赋迹’，就是指‘赋心’表现于外的形式技工。‘纂组，’‘锦绣’见于《淮南子齐俗训》:‘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颜师古注引应劲说曰:‘纂，今五采属碎是也。组者，今缓纷憬是也。’纂、组皆指一种丝织的带录‘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就是要求赋要像纂组、锦绣一样华美，这显然是指赋的篇章辞采;‘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经’、‘纬’即纺织品的纵线和横线，‘宫’，‘商’即古代五音中的前两音，在这里泛指五音，就是要求在声韵的安排上，应当讲求声韵的交互、和谐。这样在对文献材料做出如实阐释的基础上，作者进行的阐发当然是令人信服的。与此相反，另外一些研究者，对文献材料做出歪曲的解释，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甚至是错误的。本书司马迁《史记》中的赋学批评这一节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辞赋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骚即是赋—后人观念中的楚辞是一种特殊文体，专指屈原的《离骚》、《九章》、宋玉的《九辩》等作品，但在司马迁的观念中，是把这些作品径直看作赋的。他在《报任安书》中称‘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在《屈原列传》中称‘乃作《怀沙》之赋’，又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有的论者以此为例进行说明，认为司马迁己把‘辞’与‘赋’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文体，辞指楚辞，赋指继辞之后新兴起的一种文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此处的辞乃指广义的文辞，其义与《贾生列传》中‘辞’—‘(贾生)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在内涵与外延上完全相同。尽管《史记》卷一二三《酷吏列传》中也出现过‘楚辞’这一名称:‘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眷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但覆按《史记》全书，此处的‘楚辞’似指‘楚声’。司马迁把后人观念中的楚辞看作赋，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观念，而且是在问题意识尚未严格区分的背景下，汉代人普遍具有的观念，刘向、班固皆把楚辞涵括在赋的范围之内。在这段引文中，由于作者对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中的辞做出了正确的解释，因而得出司马迁把后人观念中的楚辞看作赋这一正确的结论，相反，那些将此处的辞错误地解释成楚辞的研究者，很自然地得出司马迁将辞与赋区分为两种不同文体这一错误结论。由此可见，在掌握了可靠的文献资料后，对资料进行客观的阐释是多么重要。纵观全书，作者对文献资料的考证辨析随处可见，如《诗赋略序》与刘向、刘欲重讽谏的辞赋观念一节，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对《艺文志诗赋略序》的作者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辩证，最后得出《诗赋略序》出自刘氏父子特别是刘欲的可能性远大于班固的结论，然后才开始以《诗赋略序》为基础论述刘欲的辞赋观。本书中这样大量的文献资料考证工作，在客观上显得有些繁琐，不利于读者迅速地进入了解各家辞赋批评观这一主题，但是这种考证工作又是必要的，本书的可信度因此得以提高，其学术价值也因此得以显现。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在文献资料使用上的过人之处还体现在他仔细阅读过大量的辞赋作品。文学批评的研究，不仅包括文学理论的研究，而且包括文学的创作实践所呈现出的文学观点流向的论述。本书的作者坚持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互证的思想，所以书中所涉及的内容，不仅包括赋论批评，而一些重要的辞赋创作现象也成为作者讨论的对象。而要想对这些重要的辞赋创作现象进行论述，既精且多的辞赋阅读是必不可少的。《文心雕龙知音》: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这段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本书作者是中国当代辞赋研究界巨璧龚克昌先生的弟子，山东大学第一届辞赋学博士研究生。龚克昌在其代表作《中国辞赋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在撰写《汉四大赋家初探》时，陆师(陆侃如)曾要求我先把四大赋家所有赋作逐篇注释一遍，逐篇写出阅读心得，再读相关的文学政治历史资料，然后才考虑写论文。这一操作过程遂变为我自此之后撰写论文的成规。近读老学者任继愈先生的一篇发言稿，他对自己的学生竟也作如是要求:‘当年我带研究生时，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读不懂原著不能写文章。’他不满现在有些青年学者，不读书而喜欢写书，从网上下载，连缀成篇，一年之内写它三五本书毫不吃力。我以为陆师与任老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是不错的，我对我的博士生也作如是要求。
作为龚先生的博士生，本书作者显然严格遵守了这一教导，这不仅可以从本书中随处可见的历代辞赋的熟练引用和准确理解上可以看出，在他的《历代赋广选新注集评》、《全汉赋评注》、《汉赋新选》等著作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总之，本书是一部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的一部学术力作，值得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尤其是中国赋学批评的学者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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