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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文学研究的推进与深化的分析
作者：2014-09-05 13:50:00阅读： 次文章来源：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
刘文辉的著作《传媒语境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向》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煌煌33万言，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这是一本抽血敲髓、化精吐哺历时8个年头、一次又一次地突破自己的极限的生命之作。著作把现代传媒所构建的时代语境作为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文化背景聚焦于现代传媒语境在整合刷新社会文化情势中‘文学转向’的动态复杂性’，特别是其对90年代文学转向的关键性作用，把文学放在传媒语境中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关于90年代文学与传媒范畴的研究，学术界也出现一些相关成果，刘著与这些研究成果相比，显示出如下几个鲜明的特色。
一、视角方法的多元融合
刘文辉在本书的绪论部分，总结出学术界出现的关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与传媒范畴的研究的三种主要研究视角，即文学传媒的内视角、文学传媒的外视角和文化研究的大视角。所谓内视角，就是把作为纯粹文学载体的传媒，诸如文学期刊、报纸和文学出版物作为研究对象，以此来考察传媒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影响。所谓外视角，就是从大众传媒也即是广播、影视和互联网的研究视角，来考察传媒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影响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所谓文化研究的大视角，就是把文学纳入到‘传媒与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来考察，主要探讨传媒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基于这三种研究视角的研究，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成果。传媒视野中的90年代文学之所以能从以上多维开阔的视角进行观照和研究，是与90年代文学的杂相丛生、光怪陆离、变幻无穷的繁复性特征，以及其与传媒之间互相渗透、纠葛缠绕的复杂吊诡关系有着深度的关联。事实90年代文学与传媒这一能指命题既涵盖文学期刊、报纸和文学出版物与文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也涉及广播、影视和互联网等与文学的蜜月胶着状态，更是属于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家族的一员。因此，单一的视角就无法完全拔去笼罩在传媒与90年代文学这一巨型文学现象之上的重重雾霾，清晰认识这一文学现象的全貌，顺利抵达现象背后真理和本质的核心。本书作者认识到单一研究视角可能带来的遮蔽和局限，采取了一种多维透视的综合性研究视角，即以文化研究的大视角为主，有机融合内视角和外视角的方法。其中，既有内视角的灼灼透视:如第六章中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策划性，一针见血地指出90年代以文学出版为核心的文学策划对文学带来的正负面作用，特别是导致文学审美压抑和文学性流失以及限制文学自由等不可忽略的影响性事实;也有外视角的广度扫描:著作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更是用触目惊心的文字揭示以电视和互联网为重心的电子传媒对90年代文学的颠覆性影响;更有站在文化研究大视角的敏锐观照:如著作探讨了90年代文学与传媒语境下的新意识形态及其家族的关系，90年代文学与启蒙、审美伦理、新民间等的关系，均呈现出文化研究的向度。唯此多视角的运用，才能对传媒语境下的90年代文学有一个更加全面真实的把握和认知，而不至于产生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认知误区。在这种综合性的研究视角下，作者采取了跨学科、多学科研究方法努力规避文化研究中所出现的对文学现象、文学问题和文学文本的疏离，具体说，就是以现代传媒语境作为观察文学的背景，以文学运动、文学现象、文学问题和文学审美作为观察的对象，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结合文本分析，借助符号学、传播学、新闻学、文学社会学、后现代理论和文艺美学等理论资源进行跨学科研究，探讨20世纪90年代传媒语境下文学的复杂走向。总之，多元融合的研究视角和跨学科，多学科研究方法，必然会推动传媒与90年代文学这一命题的研究走向深化。
二、诊断剖析的钻肌入骨
如果说90年代文学是一个表面健康、内里实际隐伏着各种疑难杂症的庞大生命体，那么要对这个生命体进行全面科学的诊断剖析，则需要敏锐的艺术眼光和精湛的专业技术，非如此，就不能准确地把握90年代文学从脉相、症候到病理等类别的内部真相。刘文辉正是拥有这种眼光和技术，故而能对90年代文学进行钻肌入骨的诊断和剖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客观科学的90年代文学的诊断报告书。其中第三章20世纪90年代文学与新意识形态的关系和第五章20世纪90年代走向‘新民间’的文学这两份报告书尤为笔者所激赏。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难分难舍的纠缠关系。在现代文学30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文学独立的审美维度依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到1979年，文学则完全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和工具，80年代后，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关系渐趋松绑。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传媒社会的崛起，意识形态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蜕变为一种新状态，这就是新意识形态。虽然新意识形态这一词语并非作者首创，但他对新意识形态的复杂面貌、本质特征及其与90年代文学之间的吊诡关系的科学诊断和细致剖析，却是前人所没有深入开掘下去的薄弱环节。在作者看来，90年代的新意识形态家族庞大而具有众多分支，可分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白领意识形态、百姓-平民意识形态等不同的子类，共同构建了90年代文化语境的复杂形貌。再着新意识形态各子家族与90年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姿态各异，不一而足:或坚守自尊，或善于馅媚;或故作矜持，或不妨暧昧;或欲迎还拒，或主动投怀;或若即若离，或如胶似漆。其中有文学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温婉遇合，文学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欲望能指的叙事狂欢，文学与精英意识形态的异趣呈现，等诸种形态，各种形态的内部又充斥着诸多殊异的感性细节内容。本书还有一个核心概念新民间。作者对新民间与90年代文学之间新型而复杂的粘连关系，也做出了全面准确的诊断和恰中肯繁的剖析，其中不乏个人的独特发现和思考。首先对新民间的内涵进行界定，新民间的间己由乡村的主体背景置换为喧嚣的都市，而民则是以城市的平民为主体的大众 同传统民间相比，‘新民间’依托工业文明抑或后工业文明的背景，是一个被传媒话语操纵的民间，一个都市环境成为其主要活动场所的民间，一个市场经济的民间，一个在全球化覆盖下融入现代文化元素的民间。作者转而以此为阐释原点，揭示90年代文学走向新民间的种种情状:其中有崇尚金钱拜物教的物欲叙事，有在肉身潮冲击下的性欲叙事，有大量征用影视修辞的文学叙事，其叙事总体上已经转向以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为中心的泛审美范式。作者最后又在审美启蒙和人生启蒙两方面对走向新民间的90年代文学做出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辩证性评判，为一向被视为精神荒芜和审美溃败、褒少贬多的新生代写作说句公道话:依然激扬着文学对审美和人生的不懈启蒙，只不过以日常化、个人化、享乐化和欲望化的形式曲折表现出来。这样，一份兼具症候描述和病理判断的特定报告就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作者能对90年代文学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的独到分析，还得益于其拥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即作者曾经在新闻媒体工作十年，长期浸淫濡染于传媒文化语境，对传媒文化的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力有着真切的感知，这种优势是其他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因此，他在进行此课题研究时，就能比较客观准确地把握传媒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中有关文学对现代传媒的修辞改造，显然就是一个具有充分媒体经历的传媒人的独到发现。
刘文辉关于90年代文学自由性质的思考和鲁迅先生不谋而合一个普遍的认识误区是，认为文学挣脱政治的束缚后，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开始了天马行空的自由旅行，己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自由。其实，貌似自由的文学恰恰是不自由的。真实的情况是，虽然文学摆脱了政治附庸的地位，可是又开始成为经济和市场的新附庸。鲁迅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容易成为官的帮忙与帮闲以及商的帮闲与帮忙，而在面对大众文化时，又容易沦为大众的帮闲与帮忙的危险，(读书人)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鲁迅此处所说的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语境中皆不自由的命运，与刘文辉所发现的文学的命运何其相似!在政治意识形态一元化统治的时代，文学易沦为官的帮闲与帮忙。90年代之后，又转而沦为商的帮闲与帮忙以及大众的帮闲与帮忙。知识分子和文学，两者的命运，如出一辙，这是文学的宿命，也是知识分子的宿命。刘文辉在此体现出如鲁迅一般力透纸背、洞见脏腑的思考深度。
三、现象观照的瞻前顾后
所谓现象观照的瞻前顾后，是指作者在对90年代文学或其中某一文学现象进行观照和评判时，瞻前顾后，游走往返，腾挪自如，而非画地为牢地把目光定格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孤立静止地就现象论现象。所谓瞻前，指的是对某一特定文学现象进行观照时，作面向未来的可行性展望或描述;所谓顾后，指在研究90年代某一文学现象时，把目光再撤后到80年代、新中国后、五四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将后者作为一种参照的坐标，或在后者更开阔的视野下，对前者进行开放性的观照。质言之，要对90年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研究者的目光和观照范围仅仅局囿于90年代这一特定阶段是不够的，必然要对与90年代文学相关的其它时间段的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文学熟稳于心、胸有成竹，方能对90年代文学做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宏论。就瞻前和顾后两者来说，作者显然更倾向于顾后。如作者在论述20世纪90年代走进社会生活的传媒时，以一小节的内容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前传媒的主导叙事，在比较的坐标上，两个不同阶段的传媒叙事的区别就自然呈现:20世纪90年代以前，传媒叙事的话语主体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宏大指向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叙事的话语实践开始大规模转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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