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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受到了西学思想的强烈冲击，许多西方的概念、理论于这时期涌入中国，西方的悲剧理论也在此时由王国维于《<红楼梦>评论》中首先引入。王国维写《<红楼梦>评论》时正耽读于叔本华，受到其生命意志说的影响，将悲剧的起源与本质归结于生活之欲，认为悲剧的效用与价值在于对生命苦痛的解脱。此后数年，王国维对中国文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其悲剧思想也在发展演变。1913年，王国维完成其曲学研究的巅峰之作《宋元戏曲考》，此后其学术兴趣发生转向，对文学及戏曲的研究也基本结束。从《<红楼梦>评论》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的悲剧思想在考察视角的选择、悲剧精神的阐释和结构标准的界定等方而己经有了一些转变。
一、考察视角:从先验的哲学研究到立足中国古典戏曲的文学研究。
王国维的悲剧思想首先在《<红楼梦>评论》中开始较为系统地展开。在《静庵文集自序》中说:自癸卯(1903)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早年的王国维深契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认为人生的本质是悲剧性的。这种人生观在《六月二十七日宿砍石》一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红楼梦>评论》完成于1904年，正是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影响的时期，所以叔本华思想的印记十分明显。在《<红楼梦>评论》中将生活的本质归之于欲，并且认为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一种欲望得到满足，这种欲望暂时终结了，但还有更多的欲望接踵而来，无法满足，于是苦痛不己，即使有一种理想状态存在，即所有欲望都得以实现，那时又将产生倦厌之情，因此人生就如钟摆一般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而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所以在王国维看来，生活归根结底就是苦痛，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己矣。这种无休无比令人痛苦的生活之欲便是悲剧的根源，悲剧所表现的便是生活之欲破裂后的矛盾冲突及其产生的痛苦。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论欲求时说:一切欲求皆出于需要，所以也就出于缺乏，所以也就是出于痛苦。……欲望是经久不息的，需求可以至于无穷。从中可以看出，王国维所论之欲与叔本华之欲求确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王国维认为悲剧不仅应该对生活的苦痛进行展现，还应该示人以解脱之道，具有厌世解脱的精神，这与叔本华的解脱说也是一致的。撰写《<红楼梦>评论》时，王国维跟当时很多学者文人一样，而对西方系统完善的理论、方法产生了一种文化自卑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扬西贬中倾向。在1906年写的《文学小言》中，仍然对中国的戏曲、小说、史诗等文学作出很低的评价: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心扭，因此，在将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时往往缺乏一些扬弃的精神。加之当时还没有对中国的古典戏曲作系统的研究，对中国戏曲独有的特点还没有深刻的把握，所以《(红楼梦>评论》中对中国悲剧的思考受西学的影响较深，对《红楼梦》进行阐释时叔本华悲剧思想的痕迹也比较突出，这是一种取外来之观点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方法，是在有既定观念之后寻求材料以印证之的自上而下的先验式研究，而非立足于文学作品的实际去做自下而上的理论提炼。但正如聂振斌在《王国维美学思想》中所言:《<红楼梦>评论》是在中国人尚不知‘美学’为何物的时代写出来的。它是在新潮流(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影响下，冲破中国文学批评的封闭状态，用西方美学新观念、新方法，观察、分析中国文学实际的最先深度。王国维在传统文艺学研究的过程中引进西方的观念、方法，形成新的悲剧观，有着不可忽视的方法论层而的意义。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关于悲剧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形而上的人生层而进行的思考，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是苦痛，而悲剧即是对这种欲望、苦痛的表现以及对其的解脱。与其说这是对文学中的悲剧本质、价值的思考，不如说更多意义上是王国维对人生真相的追寻，其中哲学研究的色彩比较浓重。在30岁之前王国维主要致力于介绍、研究西方的哲学、美学，而当他对哲学研究愈加深入时，却愈发感觉到苦闷:余疲于哲学者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小卿与嗜好转移相应的，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也逐渐由哲学维度转向了文学维度。在作于1907年的《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王国维将悲剧与其他戏剧类型作比较，似乎显示出其纯哲学研究的色彩开始减弱，多了一些文学方而的思考。于 1908年完成的《人间词话》，开始摒弃以前形而上的哲学思辨而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境界，其中他将元杂剧《梧桐雨》放在了元曲的大背景中进行了审视: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沈雄悲壮，为元曲冠冕。
从1908年开始，直至1913年《宋元戏曲考》的问世，王国维对中国的古典戏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出了多种曲学著作:《曲录》《戏曲考源》《优语录》《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录鬼簿校注》《古剧角色考》等，真正走进了中国古典戏曲。作于1909年的《戏曲考源》从多方而考察了中国戏曲的渊源与流变，并提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为《宋元戏曲考》中真戏剧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录曲余谈》以曲话的方式散论曲学问题，考订、评述了戏曲作家、作品，其中也涉及对古典戏曲中一些悲剧作品的评价，如:余于元剧中，得三大杰作焉:马致远之《汉宫秋》、白仁甫之《梧桐雨》、郑德辉之《倩女离魂》是也。马之雄劲，白之悲壮，郑之幽艳，可谓千古绝品。心犷这里对元杂剧的评述具有明显的文学风格研究的色彩。在对中国古典戏曲作了数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王国维撰写出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宋元戏曲考》，对戏剧的角色、语言、文章、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全而的探讨，其中王国维的悲剧思想主要集中于以下这段论述:
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具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王国维在对古典戏曲文本进行了细致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元杂剧中有悲剧，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评价也不像《文学小言》中那样低了，认为《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可以列为世界大悲剧。立足于整个中国古典戏曲，王国维对其中的悲剧作品进行研究，认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并列举出《汉宫秋》等7部戏曲作品为悲剧，与《<红楼梦>评论》中在中国古典文学里仅视《红楼梦》为悲剧作品的看法有所变化。在这段论述中，王国维将悲剧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意味比较明显，与喜剧并举，视悲剧为戏剧门类的一种，并且从结构特征、故事情节等角度对中国古典悲剧进行了分析，认为悲剧不应先离后合、始困终享，剧中有恶人交构其间、有主人公蹈汤赴火。如果说《<红楼梦>评论》中通过探讨文学作品的悲剧性而对人生进行哲学式思考的话，那么从《宋元戏曲考》的这段表述则可以看出，王国维此时的悲剧研究己更加关注作品本身，是更加学术化的文学研究。
二、悲剧精神:从推崇厌世解脱之精神到重视主人翁之意志。
《<红楼梦>评论》中认为悲剧应描写生活之苦痛，也应指出解脱之道，具厌世解脱之精神。在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中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在欧洲近世文学中，王国维推歌德的《浮士德》为第一，他认为《浮士德》描写博士法斯德(即浮士德)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典。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中还指出《红楼梦》美学上的价值存于其为悲剧中之悲剧，然而如果没有伦理学上解脱的价值以继之，那么它在美术上的价值也会受到影响，所贵乎忧患者，以其为解脱之手段故，非重忧患自身之价值也，王国维对于悲剧中厌世解脱精神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如在《<红楼梦>评论》中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是对其厌世解脱精神的极力褒奖，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但是《桃花扇》的解脱不是真解脱，剧中侯、李二人的解脱不符合生活的逻辑，缺乏合理性，是他律的，而《红楼梦》中的解脱则是自律的，是在认识到人生苦痛后的选择，是真正的解脱。在王国维看来，解脱之道在于出世，也即拒绝一切生活中的欲望，而且这种对生活之欲的解脱需是彻底的，他认为苟有生活之欲存乎，则虽出世而无与于解脱。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第四章中称赞叔本华的哲学由其深邃之知识论、伟大之形而上学出，感情真挚、文字巧妙，其理论精密确实，但同时他对叔本华的解脱说产生了怀疑，认为释迎示寂基督十字架之后，人类及万物的痛苦与往昔并无区别，认为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与解脱说之间存在着矛盾，开始怀疑解脱的可能性。但尽管如此，王国维仍然指出《红楼梦》以解脱为理想是不可菲薄的，它同时给了人们实行和美术两方而的救济。在后来的研究中王国维表现出了疏离叔本华的倾向，在《静安文集自序》中他说:渐觉其(叔本华)有矛盾之处……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在写于1906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提出了欧穆亚之人生观。欧穆亚(即幽默)对于屈原而言，乃是诗人在与邪恶现实(环境)的无所‘屈’而又无可‘逃’的反复冲突中，所形成的一种伦理与审美态度，王国维看到了在现实人生中所存在着的无处可逃、无法解脱的境况。
在对叔本华有所疏离之后，王国维返回之前不曾读懂的康德，并且受到席勒、尼采悲剧理论的影响，更加关注悲剧中所体现出的人对于自然、社会巨大力量的反抗和超越，《宋元戏曲考》中重视的正是具有生命力的、对苦难进行反抗的主人翁之意志，此中的意志己不是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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