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汉朝时，已能对日、月食做出大致的预报了，在以后的朝代里，随着对日、月运行规律认识的加深，对日、月食的预报也越来越精确。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全盛时代，天文历法科学在唐代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历法、观测仪器、天象记录等方面都出现了总结性的或突破性的成果。李淳风就是这时代涌现出来的一位精通天文、历算、阴阳之说的奇人。
唐代初年，国家行用的历法是《戊寅元历》，25岁的李淳风对它做了仔细研究，发现这部历法存在缺陷，于是上书朝廷，指出《戊寅元历》的多处失误，提出修改方案。唐太宗李世民很开明，立刻派人考察，发现李淳风言之有理，于是采纳了他的7条建议。中国传统历法的编撰是一门极其艰深的学问，一般学者都不敢问津，而李淳风年纪轻轻就对历法编撰这么有见识，自然要得到皇帝的褒奖，于是他被选派入太史局任职。因成就卓著，李淳风于公元641年被委任为太史丞（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公元648年升为太史令（相当于文化科技部长）。
李淳风既能指出《戊寅元历》有那么多失误，自然要以编撰新历法为己任。他综合前人许多历法的优点，又融入自己的新见解，终于编成一部全新的历法，献给朝廷。
那时已发现，按《戊寅元历》预报未来的日、月食，经常出现明显的误差。而李淳风对自己的新历法却充满了信心。有一年，李淳风按自己的历法计算，某月初一将出现日食。而朝廷按旧历法颁布的历书中这天是没有日食的，他就把自己算出的日食发生、结束的精确时刻上报到朝廷。
既然是太史丞预报的，太宗李世民就不能不理，于是到了这天，就半信半疑地率领众官赶到殿前，让文武百官准备好救护仪式。可是快到李淳风说的时间了，天上圆圆的太阳还是毫无动静，李世民不高兴地说：“李淳风，如果日食不出现，你可是欺君之罪！”欺君之罪是要被杀头的，李淳风却毫不惧怕地说：“圣上，如果没有日食，我甘愿受死。”李世民又等了一会，等不及了，对李淳风说：“我看你赶紧回家一趟，与老婆孩子告别吧！别让我们白等啦！”李淳风在地上插一根木棍，影子投射到墙上，他在墙上的影子边划了一条标记，说：“圣上请看，等到日光再走半指，照到这里时，日食就出现了。”果然，过一小会，天上的太阳开始被一个黑影侵入，跟他说的时间丝毫不差，于是百官下拜祈祷，锣声、鼓声响成一片。这时，李淳风擦擦头上的冷汗，对李世民说：“臣的新历法，对以前的日食，百试百灵，今天又验证了刚刚发生的日食，可见是精密无比的，愿圣上尽快下诏颁用新历，方能顺天知命、利国安邦。”李世民从此对李淳风的历法大为欣赏。到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朝廷决定改用李淳风的历法，并将其命名为《麟德历》。
此故事见于唐代刘餗所著的《隋唐嘉话》。正因为李淳风编撰的历法精密，他有这份自信，才敢冒风险预报这次前人漏报的日食。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已经能预报了，说明人们已经知道它是自然现象，为什么还要搞救护仪式？这反映了在人们认识提高的同时，封建体制和传统意识的相对稳定和滞后性。到明末和清朝，这个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按传统观念，日食是上天的告警，统治者必须举行仪式救护，另一方面，天文学家对日、月、地的运行已了解的很透彻，日月食已能精确预报，说明它们与地上的人事没关系。比如到清朝，虽然仍有庞大的司天机构，历法和天文仪器的精密度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天文官对政治的影响却大大降低了，除了历法颁布仍是皇家的大事外，朝廷对天象的关注只剩下一些象征意义而已，据说清廷皇帝率百官举行日食救护仪式时，许多官员都躲在后面聊天，钦天监的管理也前所未有的松懈，连天文生观测日、月食都偷懒，经常不去观测，只是将预报的时间抄来报上去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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